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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论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发展核心
发布时间:2020-06-15 查看次数:77

    近日,京东数科研究院举办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带来主题发言“论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发展核心”。


    刘元春指出,收入分配是当前和未来必须关注的核心问题。尽管中国疫情控制十分成功,但后疫情时期的救助和经济恢复依旧不能忽视两极分化问题。从短期来讲,疫情救助要保住中国的基本盘,就必须关注低收入人群和边际经济主体。此外,要实现经济循环常态化也需要解决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问题。展望未来,我们的中产阶级要不断扩大,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也不能按照目前的中位数3.4万年收入来计算,因为这个水平太低。总之,我们一定要在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在两会提出的扩大需求战略基础上再提出一个重要战略:收入分配战略。


以下为发言全文:


刘元春:人民大学与京东是老关系,这些年我们一直携手共进,在一起合作。这次我们跟京东数科研究院一起合作,希望能够在宏观研究和数字经济等一系列领域里有一些深度合作。


    这次研讨会希望我讲讲后疫情时代经济发展的核心。两会已经对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揽子方案进行了很好的布局,其中一个重要的点就是以六保为核心保住中国经济的基本盘。这体现了底线思维。同时,两会也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一些构思,特别是在短期刺激、短期扩张与中期高质量发展相契合方面做了很多文章。除了我们讲的以改革为契机构建化解危机的制度以外,还要以新基建为先锋构建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的发展投资基础。这些都是后疫情发展的核心要点。


    但是这个题目太大,我想从大家都关注的一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收入分配是当前和未来必须关注的核心问题”。


    两会有两组数据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一个是总理谈到的我们还有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引起了全国人民甚至一些业内人士的震惊,说我们还这么穷吗?第二个数据是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主任提到的国家总体资产达到1300万亿,每个家庭资产达到300万人民币。这两组数据之所以引发全民大讨论,因为它涉及到近十年来全球关注的一个超级问题:不平等问题!


    在后疫情时期,世界发展的出路是什么?中国发展的出路是什么?很多人说要用新技术和创新走出危机和困局,这可能只是答案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之所以陷入目前的乱局和困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全球两极分化和各个经济主体内部的超级两极分化。两极分化不仅导致世界步入了民粹化的困局,同时也导致我们难以快速走出疫情带来的困境。


    欧美之所以不能以人民为中心,不能保持生命至上,而是在以经济为中心和资本至上与人的生命之间摇摆,背后的关键问题是收入分配过度两极化。美国70%居民储蓄存款不超过5000美金,40%居民拿不出500元现金钞票,30%居民的全部收入不够支撑一个月以上的停摆,这限制了美国科学设计投疫方案,救经济与救疫情之间的权衡与摇摆使美国错失了快速控制新冠疫情蔓延的窗口期。两极分化是民粹主义与疫情混乱叠加的背后因素。拉美社会目前也是如此。


    中国疫情控制十分成功,那么后疫情时期的救助和经济恢复是否就可以忽视两极分化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


    从短期来讲,疫情救助要保住中国的基本盘,就必须关注低收入人群和边际经济主体。我们需要重点救助边际经济主体,也就是传统的政策工具难以触及的边际人群和边际企业。如果我们不在这方面下功夫,那么就很难真正保住经济基本盘,也很难使我国经济恢复常态化运转。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大规模破产会引发经济和社会问题,乃至出现拉美和美国已经出现的一些政治问题。疫情救助和基本盘的稳固必须以收入分配效益作为它的落脚点,必须以救助低收入人群和边际经济主体作为它的核心工具之一。因此,财政货币政策一定要精准化、直接化,而这就必须要有工具体系的创新,而不能按部就班、因循守旧。我们的政策方案如果不能在短期内产生真正的大规模再分配效应,成功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此外,我们要实现经济循环常态化也需要解决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妨碍经济循环的最大阻碍是什么?不是科技创新,不是大国冲突,也不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各种纠葛,而是马克思和皮凯蒂谈到的收入分配两极化。任何一次大的社会革命,任何一次大的国际体系再构,都出现在收入分配不平衡指数超级恶化的时代。


     因此,未来必须关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我们的中产阶级要不断扩大。总书记讲到我们目前的基本盘有1.4亿受过各种教育的技术工人,还有4亿中等收入人群,但是,这4亿中等收入人群在我们14亿人口中的占比不到30%。我们真的要实现橄榄型社会,中等收入人群的占比必须要达到60%以上,也就是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必须要扩张50%以上。这意味着6亿每个月收入只有1000元的人群中,起码要有4亿人的收入达到每个月3000元以上,使中产阶层的规模达到8亿人左右。因此,我国必须要有中等收入阶层扩张计划,要给农民赋权,要给整个中产阶级和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发展的空间。


    第二,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不能按照目前的中位数3.4万年收入来计算,因为这个水平太低,距离赶上发达国家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还很远。在未来五年或者十年,要想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真正形成中国超级市场,很重要的是中产阶级收入倍增计划。过去十年实现了GDP翻番和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下一步中产阶级群体的收入能不能扩大50%?如果这个群体的收入再增长一倍,那么可能会看到经济循环真正实现常态化,并且在常态化中间不断提升。因此,我们一定要在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在两会提出的扩大需求战略基础上再提出一个重要战略:收入分配战略。这个战略非常重要,因为它是连通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一个关键通道。当前,我们要关注疫情救助方案和纾困方案,未来发展要关注收入分配的改革方案。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观点。


(刘元春,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学和世界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多次出席总理经济专家座谈会等国家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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